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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霸凌事件层出不穷,荷兰各界携手应对,共建和谐校园

2019年,由周冬雨和易烊千玺主演的《少年的你》上映,揭开了校园霸凌事件的恶劣性质,引发了全民对于校园霸凌的关注与讨论。2020年11月20日世界儿童日,百度发布了《加强知识科普,让孩子远离侵害——2020世界儿童日搜索大数据》报告。报告显示,2020年“儿童侵害问题”相关搜索热度同比上涨195%,“校园霸凌”位居儿童侵害问题搜索第一位,并在9月1日开学后热度激增81%。 言语攻击、推搡、殴打是校园内不为人知又屡屡发生的事情。看似平静的校园里,校园霸凌的种子在悄悄生长。2014年荷兰电视台制作并播出了一档聚焦校园霸凌现象的节目《霸凌》(The Bully Project),节目以隐藏摄像机的方式,记录校园内发生的真实霸凌行径。节目组将这些视频带到学校给老师们和学生们看,向霸凌者展示他们的恶劣行径,试图唤醒他们的良知,敦促校方重视校园霸凌现象并采取举措。 节目一经播出,引起荷兰民众广泛热议。这种由施暴者出于嫉妒、愤怒、渴求权力与威望的心理所施加给受害者的口头及肢体上的攻击性行为,愈发频繁地暴露在人们的视线中。 随着越来越多的校园霸凌事件登上报纸新闻,荷兰人民对校园霸凌的关注度一再攀上峰值。2016年,treitervlogger以35%的得票率当选荷兰年度热词 ,该词指的是将霸凌过程拍摄下来,并将其公开散播的人。由此可见,校园霸凌是荷兰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 然而,校园霸凌不仅是荷兰社会的烫手山芋,也是全世界所面临的一大问题。 校园霸凌已经成为世界性难题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第16条的要旨是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其中的一大目标就是制止对儿童进行虐待、剥削、贩卖以及一切形式的暴力和酷刑。 然而,据联合国发布的《2020年关于预防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全球状况报告》的报告显示,很多国家并没有遵循既定战略保护儿童,致使越来越多的儿童遭遇伤害、残疾和死亡。每年约有10亿儿童遭受不同形式的伤害。这一数据背后恰恰反映出校园霸凌问题已经十分严峻,不容忽视。 报告显示,每3个11-15岁的学生中就有1个遭遇霸凌,而在所有遭遇霸凌的11-15岁的孩子中,有13%的学生无法正常毕业。 荷兰校园霸凌问题不容小觑 在荷兰,校园霸凌现象也不容乐观。据荷兰在线了解,2018年荷兰五所高校与荷兰提姆布斯研究所(Trimbos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30%的荷兰小学生曾在学校受到过霸凌。每14个孩子中就有1个在一周内多次遭受霸凌。其中三分之一的孩子不会告诉他人受霸凌事实,97%的孩子多年内持续受到霸凌。 然而,校园霸凌现象不仅出现在学生的实际校园生活里,包含侮辱、恐吓、造谣在内的网络霸凌现象也日益严峻。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和使用,荷兰的年轻人遭受的网络霸凌日益增多。荷兰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2016年,荷兰有40万名15岁及以上的人士受到网络霸凌,其中近一半的案例都发生在同校学生之间。 今年,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线上授课成为学校的主要授课模式,儿童使用互联网的频率和时长都在增加。位于荷兰海牙的欧洲刑警组织在今年发布的报告显示,线上暴力和仇恨行为也在不断增长,在一些国家,越来越多的成年罪犯试图通过社交媒体主动与儿童接触,这也加剧了网络霸凌现象。 校园霸凌在不同文化和家庭背景的孩子中的严重程度有所不同。荷兰青年协会(The Netherlands Youth Institute)2017年的数据显示,非荷兰裔学生则比荷兰裔学生更易受欺凌。 协会并未指明造成该类差异的根本原因,但分析全球范围内的校园霸凌事件后我们不难发现,通常弱势群体更容易遭受校园霸凌,包括残障、同性恋群体,以及文化、种族、宗教背景与校内大多数学生不同的少数学生群体。 由于他们所处的群体在校园内属于少数人群,在校园内显得格格不入。同时,由于学校缺乏对该类少数群体的保护,他们在体格、人数上都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更容易成为霸凌者的目标。 大部分的校园霸凌者是为了提高他们在学生群体中的地位而霸凌他人。许多霸凌者缺乏一定的共情能力,他们通过霸凌行为获得快感与刺激感。还有的霸凌者曾经也是受害者,心理上的压抑与自卑驱使他们走向霸凌他人的道路。 究其根本,霸凌行为的根源通常与霸凌者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有关。长期受虐待、缺乏家长关爱与教育的孩子更容易产生攻击性行为,以宣泄压力或获得他人的关注。 霸凌行为给受害者造成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霸凌给受害者带来的焦虑、恐惧和不安会使他们的注意力降低、学业成绩下降,最终导向失学、逃学或完全辍学。 以制度为保障,荷兰学校、教师、家长、社会机构携手应对校园暴力 为了解决荷兰校园内严峻的霸凌行为,荷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反霸凌举措,且已初见成效。根据荷兰在线的消息,2014年,14%的荷兰小学生每月会遭受多次霸凌,2016年这一数字降到了10%。2014年荷兰中学生每月遭受数次霸凌的比例是11%,2018年下降至5%。 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比,荷兰的总体表现也不错。据2018年TALIS(教师教学国际调查)对欧盟各国学校霸凌事件的调查显示,芬兰有29.4%的学校每周都会发生霸凌事件,英国为29%,瑞典为27.9%,法国为27.2%,而在荷兰,这一数字为14.7%。 荷兰初中等教育及媒体大臣斯洛布(Arie Slob)表示,这一现象的好转归功于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以及所有致力于终结校园霸凌的个人和机构所付出的努力。 荷兰规定,自2013年起,学校必须负责处理校园霸凌,尤其是网络霸凌。2015年,荷兰颁布了新的反霸凌法,强制学校执行有效的反霸凌政策,同时加强对学校反霸凌政策实施的监管,为校园霸凌受害者提供了法律保障。依据荷兰法律法规,各级学校有义务创建安全的校园环境,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安全。 当然,法律并不能完全终结校园霸凌事件,但在法律的规定和约束下,越来越多的荷兰学校采取了反霸凌方案,有效控制了校园霸凌发生频率。同时,针对已经发生的校园霸凌事件,学校联合各方积极介入干预。 受荷兰教育、文化及科学部门(the Dutch Ministry of OCW)委托,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格罗宁根大学、拉德堡德大学、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提姆布斯研究所的教授和研究人员在荷兰国家教育研究计划(Netherlands Initiative for Education Research)支持下,对7项反霸凌方案进行试验,最终得出四种适用于小学教育的有效反霸凌方案(PRIMA、KiVa、Taakspel、Alles Kidzzz),由各学校推广实施。 与其他的反霸凌方案不同,这些反霸凌方案都以科学研究为基础,将计划的重点从传统的“杜绝结果”改成“防范于未然”,利用创新手段从学习环境、教师培训、家长教育、主题课程搭建上抑制霸凌行为的增长。 这些反霸凌方案不仅针对霸凌者和被霸凌者,还覆盖到了全体学生、教师和家长,通过情景模拟等活动向各方科普不同的霸凌情况和应对方式,培养了孩子们的尊重、宽容意识和人际交往能力,提高了教师的应急处理能力,增强了家长对孩子的关注与教育。 在实行这些反霸凌方案的学校中,霸凌的受害率大幅下降。2013年,在实行KiVa反霸凌方案的荷兰小学中,被霸凌的儿童比例从2012年的29%下降到了13.5%。 除此之外,针对不同的年级段和受众群体,荷兰还有很多种不同的反霸凌方案,学校可以自主选择,采取最适用于本校情况的方案。 荷兰在线了解到,在预防校园暴力行为的同时,荷兰的每个学校也都制定了霸凌事件发生后的应对方案。学校会对霸凌程度进行分级评估、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预警通报,并对事件进行处理。一旦霸凌事件发生,老师会直接介入,召开三方家长会,由老师、霸凌实施者的家长和被霸凌孩子的家长参与,声明处理办法。在学校,老师会密切关注被霸凌的孩子的行踪状况,避免有人刻意孤立他们,防止他们再次受侵害。 除了政府的法律保障、学校和家长干预之外,荷兰的一些社会服务机构也自发提供各种援助。隶属于荷兰少年儿童服务机构Bureau Jeugdzorg的儿童帮助平台kindertelefoon.nl为荷兰8-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各方面的心理疏导与建议。其中,霸凌问题是该平台最常被问及的问题之一。受霸凌的儿童和青少年可以在该平台通过电话、在线聊天或论坛讨论的方式寻求帮助与支持。 终结校园霸凌,实现可持续发展 校园霸凌给受害者带来的阴影可能会伴随他们一生,他们可能终生被焦虑、不安与痛苦缠绕。校园应该是孩子们学习知识、收获友谊的乌托邦,而不是偏见、歧视、暴力滋生的黑暗土壤。 荷兰对这一问题保持着持续关注和重视,政府、社会机构、学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校园霸凌应对体系,从源头预防出发,积极干预和介入霸凌事件处理,关注受害学生的心理健康,为世界各国终结校园霸凌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终结校园霸凌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也是各国各级学校致力于解决的问题。2020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表示:“确保学校环境对于所有儿童都是安全的,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们需要共同思考和行动,以制止校园和整个社会的暴力。” 为完成这一目标,社会各界将携起手来,为反校园霸凌建立全面完整的体系,终结校园霸凌,还孩子们一个无忧无虑、充满希望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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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保障,积极干预,荷兰应对同胞霸凌的有效措施

在美国,有近40%的孩子遭遇了来自兄弟姐妹的肢体暴力,近85%的孩子遭遇了来自兄弟姐妹的精神暴力。然而,大部分的家长都不会对这些暴力行径加以重视,她们通常认为这只是孩子们之间的“嬉戏打闹”。因此,这种来自同胞间的霸凌行为成为了家庭中的黑暗一隅。家长的忽视助长了施暴者的行为,使受害者常年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 在美国作家塔拉·韦斯特弗的小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她描述了她敬重的哥哥肖恩第一次将她拖进卫生间施以暴行的时刻,这一幕也成为她心中难以磨灭的阴影。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塔拉在一个极端的家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她从未接受过学校教育却在17岁时通过自学考入大学,之后获得剑桥大学哲学硕士学位与历史博士学位。主人公自述接受教育使得她获得了知识与视野,但也让她与极端闭塞的家人渐行渐远,最终,偏激的矛盾使塔拉不得不脱离了自己的原生家庭,才能保护自己与获得片刻的安宁。 每年的11月25日是制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国际日(International day of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为提倡人们采取行动消除性别暴力、提高人们对于女性的尊重,联合国系统的“消除性别暴力16日行动”倡导活动从每年11月25日开始,至12月10日结束。对妇女的暴力侵害行为,首当其冲就是强奸与家庭暴力,今天大家都在关注对妇女的暴力,我们希望提一个也同样重要但常常被社会忽视的议题——兄弟姐妹间的霸凌 ,这种同胞之间的暴力行为也是家庭暴力中最普遍的一种,塔拉和肖恩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兄弟姐妹间的霸凌 据荷兰在线了解,荷兰莱顿大学在2020年发布的一项研究中调查了虐待儿童的家庭中家暴的共发情况——令人吃惊的是,46%的家庭中,报告发生儿童虐待的家暴中多涉及父母间的暴力。这一发现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儿童时期受到的虐待与亲密伴侣暴力有相当大的重叠。其他研究也发现,30%的儿童曾遭遇过来自兄弟姐妹的暴力,且通常不受家长重视。 这种带有亲密关系色彩且迹象随意的冲突就像是一场温和的友谊比赛,也可能像铁棍重重一击般野蛮,它是如此的普遍甚至于人们常常见怪不怪,只要没有人受到太过于明显的伤害,父母经常会将这种举动忽略不计。研究人员、专家学者甚至很少去专门研究它,以至于许多心理治疗师认为这样的冲突是兄弟姐妹间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孩童间的冲突与欺辱会反复发生,渐渐不可避免地对受害方造成严重的身体和心理伤害。 兄弟姐妹间的欺凌作为家庭暴力中的一种,对孩童的影响是巨大的。兄弟姐妹间的暴力会对受害方的安全感、健康感与人际交往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所有年龄段的受害者都经历过内在的羞辱,这加剧了其愤怒、恐惧、焦虑和内疚的情绪;儿童可能还会出现抱怨头痛、胃痛、肠胃、进食和睡眠障碍,有些在学校的学业上表现得不好,受害方可能出现药物滥用、自残或犯罪行为。虐待引起对施暴者的恐惧,可能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产生噩梦或恐惧症,长此以往不仅仅影响受害方的健康成长,也会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负担。 这表明兄弟姐妹间的暴力比人们预估的还要严重,且在多年间并未得到显著的改善。 潜在的霸凌,影响恶劣危害深远 兄弟姐妹间暴力的诱因十分复杂,最根源的部分是家庭的氛围。研究表明,这种现象多发于孩子众多的大家庭中,当父母由于情感不合引发争执、甚至发生施暴行为、长时间工作或出差、家庭经济困难、酗酒、患有精神问题等,兄弟姐妹间的霸凌往往就会发生。 这其中,“丧偶式”育儿问题明显。父亲或母亲常常缺席孩子的成长过程,导致真正在管教孩子的一方缺乏监督、边界感模糊,并且简单地将孩子分为“好坏”、“容易困难”,最终导致家庭氛围与秩序陷入混乱。 刻板的观念也在助长兄弟姐妹间暴力的风气。父母常常说的“都只是小孩子间的打闹罢了”,不负责任地掩盖了真正在发生的事情与孩子波动的情绪。现代的娱乐媒体更倾向于美化暴力行径,误导不辨是非的孩子学习模仿,向最亲近的兄弟姐妹施以暴力。还有许多其他如出生顺序、年龄差距、性别、父权文化背景主导、残疾、家庭经济压力、兄弟姐妹间过度的关爱、宗教背景等,都是引发兄弟姐妹间暴力的因素,需要加以重视。 正如《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所述,塔拉原生家庭所信奉的摩门教教义十分严格,对女性有许多限制。当塔拉进入青少年时期开始注重穿着打扮后,哥哥林恩则扮演了一位偏执的父权形象,对塔拉正常的穿衣行为进行无情的荡妇侮辱,这个阴影导致塔拉成年以后,对正常的两性关系仍有极深的厌恶与恐惧。 根据美国两位心理治疗师Stephen P. Bank与Michael D. Kahn出版的《同胞联结(The Sibling Bond)》所述,相较于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对彼此的影响力是不同的,因为其关系可以满足更丰富的情感与更长远的发展需求,且理论上他们与彼此相处的时间相较于父母更长,因此他们之间的羁绊往往更深,对彼此产生的影响也更大。 家长、社会、立法形成闭环,保护孩童成长 诚然,有些人可以像塔拉一样通过大学教育与自身的努力离开有害的家庭环境,但塔拉的遭遇让人不禁思考,是否有其他方法能够让受害者在孩童时期就能够得到有效地帮助,重新回到健康成长的正轨?或许荷兰的这些做法能够给我们启示。 据荷兰在线了解,荷兰分别于2005年、2010年与2017年共进行过三次关于儿童与青少年虐待的普遍性研究(Netherlands’ Prevalence study of Maltreatment of children and youth,简称NPM),据统计,每1000名荷兰儿童中就有26-37名儿童遭遇过虐待,儿童受到虐待最主要的原因有父母受教育水平低、家庭经济状况差、家庭的移民身份与单亲家庭影响,三年间,荷兰儿童虐待发生率与诱因未出现较大变化。自2010年的研究以后,荷兰变更了几项关于虐待儿童的法案并重组了儿童与青年保育体系,以减少虐待的发生,更好地保护儿童。 · 立法保护 据荷兰在线了解,2013年,荷兰颁布了《禁止虐待儿童和家庭暴力法》(Wet Verplichte Meldcode Huiselijk Geweld en Kindermishandeling),明确了所有从事教育、保健、儿童保育、社会援助、体育、青年护理和司法工作的专业人员的责任,规范了医疗保健或法律体系的专业人员对儿童进行检查(kindcheck)的标准。 其次荷兰的儿童和青年保育体系(child and youth care)逐渐完善:2015 年《儿童和青年法案》(Child and Youth Act)给予了各地方行政机构更多的权力,并设立了Safe at Home 组织以保障儿童的身心安全,持续完善孩童的早期识别和事后干预的程序。 · 社会组织 据荷兰在线了解,自2015年以来,荷兰儿童保护机构(Child Protect Services)与各防止家庭暴力的机构并入了“安全在家”组织(Safe at Home Organization),负责在出现严重问题的情况下恢复家庭环境的安全。任何人若发现身边有虐待儿童或家庭暴力事件的情况,都有权利向当地的安全在家组织举报此类案件。 组织将初步评估上报的事件是否对孩童的身心安全造成重大伤害,并在有需要时,将涉事家庭转移到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或在其家庭中提供必要支持,以保证孩子的安全;只有在父母不接受必要支持、发起法律诉讼或情况特别严重时,才会进行虐待儿童的调查。这样的转变反映了对儿童保护的关注点的转移:从直接假设儿童受到了虐待转变为全面和设身处地的调查取证,更具有可持续性地恢复儿童安全。诠释了一种更加先进的儿童保护理念,力促将调查对儿童的影响降到最低。 · 家庭防线 荷兰莱顿大学教育与儿童研究所学者Sheila van Berkel是NPM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她在接受阿姆斯特丹日报Het Parool采访时也强调,作为家长应该更好的区分良性的儿童争吵以及有恶意的儿童虐待。 她说:“第一步是要认识到并非兄弟姐妹间的矛盾冲突都是无害的,如果孩子间的相处形成了一种有害的模式,比如一个孩子为了避免和兄弟姐妹在一起而退缩;或者,一个孩子总是挑起暴力,而另一个孩子则总是受到影响。”若不是简单的偶发事件,家长便需要引起注意,这个时候寻求专业的帮助也是理所应当的。 Sheila van Berkel还提出,父母也有责任为孩子们创造良好的氛围与成长环境。孩童间的冲突不完全与性别或年龄有关,更多是关乎每个孩子的性格,父母应该依照孩子不同的性格灵活对应地调整教育的方式。孩子们是完全依照自己的感受行事,当冲突发生时,父母应该了解两者的处境并及时说出他们的感受,这样有利于培养孩子们的同理心;而良好的沟通也可以增进孩子间的联系,如果有一个让各方都高兴的解决方案,那么发生的冲突就会有教育意义。仅仅禁止某事并不能教给孩子任何东西,让他们参与解决方案的制定,自己指出发生冲突的原因,这样也会让父母自我感觉更好,在教育孩子上拥有更多成就感。 新冠疫情肆虐,人们居家的时间更长了,对弱势群体的暴力情况更加严峻,各国无一幸免。根据联合国9月底发布的数据,疫情封锁措施导致投诉或拨打家暴热线的情况在阿根廷增加了25%,在塞浦路斯和法国增加了30%,新加坡则增加了33%。今年,消除性别暴力16日运动以“橙色点亮世界:资助、响应、预防、汇集!”为主题,其重点是扩大响应采取全球行动弥合资金缺口的呼吁,确保在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期间为暴力幸存者提供基本服务,加强预防和收集数据,以改善为妇女和女童提供的拯救生命服务。 儿童保护任重道远,我们希望尽可能地避免儿童受到的侵害,而荷兰的多方位的做法也为关注且希望解决这一议题的人提供了蓝本。各国需要携起手来,通过合作和努力,不断地更新与完善儿童保护程序与体系,为全世界的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友好的成长环境。终有一天,孩子们都能生活在蔚蓝的天空下,在安全的庇护下生活,在爱与关怀的环境下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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